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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6-04 21:58:20

                                                        新京报讯 “感谢公司,给我平台,拜。”最近,贵州护户康药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在室外集体叩拜的视频在朋友圈热传。6月3日晚,新京报记者联系到涉事公司负责人刘先生。他称,事发5月24日,8名员工向父母、公司、顾客表示感谢。有律师认为,跪拜系规格较高礼节,涉及人格尊严,作为企业文化推行不妥。

                                                        伊丽苏娅说,植物人也是有其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随着社会发展,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庞大。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用前瞻性的眼光,基于植物人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早日为植物人群体提供一些政策依据和制度安排。“只有政府定位了,提出政策导向,下面才能根据政府主导,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帮扶植物人。”

                                                        他们也是鲜有人关注的群体,以致公众对他们的认知多来自于影视作品。

                                                        5月30日,孟红带着高宁回了上海,她准备让高宁继续在医院做康复治疗,自己则要开始工作,她把退休年龄又延迟了三年,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收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社会保持联系。

                                                        但是,第三次化疗后一周左右,高宁陷入了昏迷状态。医生告诉孟红,高宁将成为一个植物人。

                                                        2015年3月,托养中心收治了第一名植物人。第二年,患者增加到了三人。

                                                        多数情况下,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护工难寻、费用高昂外,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平时,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现有环境下,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因此,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

                                                        家里的积蓄就像一个漏水的池子,出水量远大于进水量。老人每年的基础照护费用至少要10万元,而陈怡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左右。2016年,她不得已卖掉了北京的房子。

                                                        母亲出事后,陈怡除工作以外的一切私人生活都不复存在。她的每个周末都在医院度过。虽然已经请了两个护工,但她仍然不放心,晚上躺在床上,她睡不着觉,经常半夜去医院看母亲一眼,回家已是下半夜。

                                                        而如今的陈怡已经清楚,母亲就像一株因缺水而枝叶干枯的花朵,“你再给它多少水,它也绿不了了。”